第1029章 千秋功罪谁评说

小猪的眼睛 / 著投票加入书签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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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集英殿中的争论还在低调而奢华地漫延着。现在,已经逐渐没有了刚开盘时的激烈的对撞,只有满场的窃窃私语和眉目传情,以及以虎视眈眈或沉默寡言的势态在斗气。很多人在等待,在看垂帘后的高太皇太后和向皇太后的态度,以及坐在龙椅上的皇上的态度,看风使舵,现在风向不明,舵手先打个盹,不忙着使舵。

    现在,帘后的太皇太后和皇太后两人很矛盾,一方面,王木木一方的观点,早已明白,贬苏的证据多少,只是王木木一方对苏轼的打击的力度的掌控。王木木一方很鄙视苏轼,已是显而易见的了。另一方面,挺苏的一方,苏粉们明知这次的浆糊搅大了,于理难说,于法不容,形势险恶,前途渺茫。但为了信仰和脸面,为了性命和利益,前仆后继,东扯西拉,还在找说法为苏轼解脱。这些强辩之词,有自相矛盾的,有横蛮耍泼的,有曲线救苏的,还有混淆是非的,颠了倒了说的。

    高太太后:“向丫头,我们对苏轼的印象一直都是很好的,他学识渊博,天资又高,诗文书画皆精。其文汪洋恣肆,明白畅达;其诗清新豪健,善用夸张、比喻,独具风格;他也擅长书法,精行楷,能创新,用笔丰腴跌宕,有天真烂漫之趣;他的画学文同,主张神似,提倡‘士人画’。他这么一个多才多艺的妙人,如何能如王木木他们这些人所言,是个贪墨虚伪、欺上瞒下的狂妄之徒?我不很理解……”

    向太后:“母后,首先,有句话叫‘德才兼备’,也就是说,现实中,有许多人有德无才;也有许多人有才却缺德。所以,一个人才华横溢,不等于他就能洁身自好……”

    高太太后:“向丫头,苏轼的诗词不是写得很好吗?苏轼的诗词,从容、豪放、创新、丰富多彩。苏轼自出道,中进士,任官吏,后经乌台诗案,现又被重用,他的人生也算坎坷。但他并未因此消沉,而是走向了旷达清放。本宫对苏轼的诗歌及其人格所表现出来的清旷豪放一直赞美不已。本宫想,苏轼能有此等超人之清旷,应系学问所致,也系修养所致,更系其真率性情所致。综观苏轼,有人说,他的遭贬,外因是因为党争,从内因看,也是他的性格所致。这是一场悲剧,苏轼的‘真’使他心中无所牵挂,胸怀坦荡,虽累遭打击而乐观情怀不变,故有此旷达。这是苏轼‘保持一己真率的个性,追求无饰的自然人格,是苏轼人生观、文学观构成的核心。’……”

    向太后:“母后,世人都说苏轼‘率真’,苏轼真的‘率真’吗?他率真能把五六里的苏堤说成三十里?他率真?那为什么他治西湖之行与其乞开项目时的所言文不对题?要大造其假?所以,儿媳认为,苏轼的率真,只是他在文学上率真;在从政为官时,他并不率真,他先是被官场污染了,后又污染了别人……”

    高太太后:“向丫头,你承认苏轼中文才,你不认同苏轼的为官,我都要被你说得有点精神分裂了……”

    向太后:“母后,这分裂什么呀?依王木木他们之见,他们认同苏轼的诗品,他们不认同苏轼的官品,统而言之,他们不认可他的人品。也就是说,他们认为,苏轼是个好的诗人,不是个好的官人,所以,总体上说,他不是个良人。”

    高太太后:“是吗?我怎么觉得一个率真的人被你们说得像是狡猾狡猾的?”

    向太后:“呵呵,母后,苏轼为官一任,他一向狡猾。就说这次他在杭州疏浚西湖,他做得是好评如潮。说他:1、修井;2、赈灾;3、治病;4、浚湖;5、开河;6、引水。这六条伟迹,与他的大作《苏轼治西湖》相合,而在王木木弹劾的奏章中看,王木木觉得事实并非如此。王木木对这5条有分说:

    1、修井事,在苏轼第一次到杭州时,他是杭州的通判,苏轼在通判杭州期间并没有任何政绩,陈襄来杭后,把杭州城里的六口老井挨个掏了一次,出水多了点。苏轼马上写了一篇《钱塘六井记》。结果,被粉苏者吹成‘因法以便民’。其实,其时知州是陈襄,论功绩,任通判的苏轼最多是个协从有方。再说,一般规律,通判与知州的关系都不会好,是天敌,所以,陈襄的功劳不能算是苏轼的。苏轼哗众取宠,以文取事,有偷功之嫌。

    苏轼第二次,即这次去杭,如其《乞开杭州西湖状》言,需重修六井。那,井是井事,湖是湖事,为乞开西湖从中央批得的钱财、粮食、度牒应用于湖事,应专款专用,不应混为一谈,王木木说苏轼如果不是不懂财会,就是涉嫌混水摸鱼。

    2、赈灾事,前面说过,说苏轼第二次即这次到杭州时,灾害严重,冬春水涝,之后大旱。王木木的观点,既如此,干吗要乞开西湖?大凡大型的水利工程和重大建设项目,均在风调雨顺日子好过时作为,灾荒年大兴土木,是给灾情雪上加霜。何况,西湖的湮塞又不是心急火燎的事。

    母后,王木木他还说,据他观察,杭州并没有大灾情。王木木说,若有,苏轼治西湖时还能募捐到十万两左右的银子?大灾年不赈灾,还募捐?还有,苏轼在售卖书画。中国地主积累财富的一个重要的方法就是‘盛世收书画,乱世买黄金’。苏轼书画能大卖,那,杭州究竟是盛世?还是乱世?是灾年?还是丰年?本宫记得,在苏轼当时说杭州遭灾,并伸手要钱粮时,侍御史贾易、杨畏、安鼎就曾联名上书驳斥苏轼关于两浙灾荒的上书,提醒我们,情况不实,并要求朝廷重新调查核实。现在看来,王木木所言,所言非虚。一个城市、地区,灾否,如果苏轼自说自话骗我们,我们并不能发觉。在这个年代,知道到底灾不灾的百姓,根本不知道政府部门流转的公家之文在写些什么,所以,说一套,做一套的事,完全可能。而后人又只是依前人的记载为准,后人纪载的是前人说的一套,哪知当时的实情。当后人也成了前人时,历史彷佛就定型了。只可惜,苏堤不是橡皮筋,它静静地躺在西湖中,倔强并客观地在晒着自已,让后人的后人的再后人来步量自已。

    母后,王木木提醒得对,你看苏轼,他每到一地,就变着法儿向朝廷伸手要钱要粮要政策。现在在杭州的苏轼,他是两浙路的一把手。两浙路很大,包括浙江、江南、安徽、江西,这是大宋最富裕的一块地方。这里,有‘苏杭’两个‘天堂’;这里,有富饶的‘杭嘉湖’三角洲;这里,有‘苏常熟,天下足’。无论如何想不通,苏轼抱着金饭碗,还要向朝廷‘乞’。其,毫无责任感,不思努力奋斗,啃爹啃朝廷,纨绔加无赖,可见一斑。如果大宋全国知州都这样来伸手,我们做皇帝的怎么办?如果富甲天下的两浙一直要伸手,别的州府应该怎样过日子?

    母后,王木木说了,眼下的杭州不但不是路有冻死骨的荒时暴月,相反,在三潭印月,酒喝三坛;在苏堤,肉吃东坡大肉。这在老百姓完全是丰年时过年才能有的生活水平。

    母后,王木木还很不齿别人说苏轼‘勤政为民’。王木木的意思是,苏轼第一次去杭时,外放令已下,苏不想走,‘自此留京师几一载’。直赖了一年才去杭州。这事,吏部最清楚了,苏轼这种,上,目无领导,下,目无百姓,他还‘勤政’?他还‘为民’?

    母后,说起苏轼这一赖皮的事,我记忆犹新。因为,那年,他终于决心去杭州当通判后,一路南行。途中,还狂玩,在泗州,作《泗州僧伽塔》。又去灌酒欧阳修,而且还是花酒,在颍州,苏轼‘插花起舞为公寿’,欧阳修‘醉后剧谈犹激烈’,结果把欧阳修灌得起立时摸不着船帮,险些跌进湖中,以至苏轼走了不久,欧阳修也就一病归天。嘿嘿,怪不得王木木要不齿苏轼,苏轼这人,只能就玩伴,不能作同事!

    母后,你知晓否?‘于政无术’的苏轼到杭后,玩和尚,玩小妞,玩名士。他‘春时每遇休暇’,‘必约客湖上’,在‘山水佳处’,‘群妓毕集’,酒足饭饱后,‘营妓皆出境而迎’,‘每客一舟’,‘各领数妓任其所适’,去哪,干啥,形式,过程,一切随意。爽完后,再‘鸣锣以集’,‘极欢而罢’,‘列烛以归’,以至‘士女云集,夹道以观’,而苏轼领‘千骑骑过’,风头出尽,‘实一时盛事也’。所以,亲民,爱民,要搞清民的概念,在宋,民有士农工商,苏轼的亲民,是亲‘士’与‘女’而已。

    母后,王木木说,说苏轼‘勤政为民’,还不如说他好逸恶劳了。他一到杭州,不事鼓足干劲,力争上游,多快争省地建设杭州城,多打粮食,多交公粮。反而向朝廷提出减税减赋。他这是在讨好当地人,特别是在讨好当地的大户、仕族。王木木提醒得对,如果,全国知州都不要脸了,只要钱了,我们还能当得了皇帝吗?

    母后,王木木说,苏轼此人作为一方老大,他早就宣布过,我们士大夫远离家乡出来当官,‘捐亲戚,弃坟墓,以从宦于四方者’,一是为了国家做点事情,‘亦欲取乐’,玩的也要开心,‘此人之至情也’,如果把当官的搞的很穷,‘若凋敝太甚,厨传萧然’,就会国将不国,‘似危邦之陋风,恐非太平之盛观’。所以,苏轼的‘勤政为民’,只是其‘太平之盛观’的浮像。苏轼期待的生活是‘万斛船中着美酒’,只是‘与君一生长拍浮’,混日子。苏轼常抱怨:‘公厨十日不生烟’,我们已经有十天没有用公款大吃大喝了,非常没有油水,红裙美女的轻歌曼舞也是可望而不可及的事情了,‘更望红裙踏筵舞’。

    母后,王木木说,苏轼在《怀西湖寄晁美叔同年》一诗中,说当年玩的爽,‘至今清夜梦,耳目余芳鲜’,现在想来仍是口齿留香。他仍然希望能够百无一事的‘贪看翠盖拥红妆,不觉湖边一yè霜’。但此时‘回首西湖真一梦,灰心霜鬓更休论’。

    母后,王木木认为,其实苏轼其时才刚刚四十岁,‘霜鬓’是假,‘灰心’是真。他一再哀叹自己年华老去而一事无成,但又因为胸怀大志而不愿脚踏实地的在基层做事,所以精神委靡颓废,‘病夫朝睡足,危坐觉日长’,‘昏昏既非醉,踽踽亦非狂’。这种工作状态,谁能指望他为当地百姓做出什么正事来呢?还能真正的整治西湖、大兴水利?

    苏轼爱民,爱的是那种民,苏轼的勤政,又是如何呐?对此,苏轼自已亲口承认:自己‘平明坐衙不暖席,归来闭阁闲终日’。也就是说,白天偶尔到办公室转一圈,屁股还没坐热就回卧室里躺着,一躺就是一天。

    母后,这些打引号的句子,不是我的杜撰,也不是王木木的泼污,都是他苏轼自已所言,白纸黑字,有案可查。所以,想想,我们大宋治国的中坚力量,就是这般的‘勤政为民’,我都快要吐血了!嗟乎!苏大学士,治国良士,你读过没读过‘先天下之忧而忧,后天下之乐而乐。’?

    3、治病事,王木木认为对此不可信!王木木认为,在宋,瘟疫之疾,职在医官。杭州有恙,无需知州亲临。当然,苏轼懂点医和保健,就像他诗文好就好炫耀一样,他也可能好炫耀其医道,如当年给王巩写信大谈岭南保健一样,他出现在了一些地方,装个亲民的形象,就如‘学生冒雨做操、领导打伞欣赏’那样。出现出现,也是好事。至于苏轼自掏腰包捐五十金,更不可信,他如此有钱,那匹白马花钱买下就是,哪需出让自已的妾侍和出卖自已的孩子!

    苏轼做不了良相就想做良医了,所以,抄了几个方子,编了几本医书,想,说不定也能像诗词那样成一大家!可惜,王木木说,苏轼将来就是自作聪明自己弄药治病给吃死的。

    4、浚湖事,《乞开杭州西湖状》事有,苏公堤事有,三潭印月事有,东坡肉事有,但真相你有没有?苏轼自述:‘作堤捍水非吾事,闲送苕溪入太湖。’所以,在杭州,如果苏轼整治西湖如果仅仅只是《乞开杭州西湖状》中明述的一些理由,没有隐性的好处,他哪能积极参与?于水利,他早就‘耳冷心灰百不闻’了。

    5、他开河事,应有,这应该就是政府机关正常运转时的职能事,这在《乞开杭州西湖状》中没提及,所以,应属日常工作,凡应卯者,理应出工出力。在宋,兴水利者甚众,何故唯提苏轼?

    6、引水事,王木木认为这是一愚蠢事。六井水可从即将湮灭的西湖引至千家万户,那为什么不能将西湖源头的溪涧之水直接‘殆遍全城’?至于苏堤和三潭印月说是他的杰作,不如,说是他的笑话。这两款杰作,呵呵,说光明些,‘于国于家两无用’;说警觉些,涉倒涉盗皆问题;说政治些,欺上瞒下貌良士;说历史些,以狡掩德照汗青……”

    高太太后:“这么说来,苏轼这人,很两面派?看苏轼,应该从多个角度去观察?是否?”

    向太后:“是!苏轼这个人很复杂。以疏浚西湖为由,我们已经被他骗去了不少钱粮度牒。所以,你看,刚才,在朝廷中,一向居官奉法的中书门下平章事李清臣也弹劾了苏轼,说他‘行癖言妄’事……”

    高太太后:“不过,朝廷中,挺苏的人可不少。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吕大防则为苏轼辨护,说五六里与三十里之差,无需以为然。同一工程,事既成,让广大人民群众认为是三十里好呐?还是让广大人民群众认为是五六里好?这无关乎工程的实际数量,而是相关于工程于百姓心目中的印象、而是相关于士大夫于百姓心目中的印象、而是相关于政府的正面形象……”

    向太后:“从这件事看,苏轼事已成一分水岭了。太师充护guo军、山南西道节度文彦博就苏轼的行为,曾上书道:‘苏轼其人,其综理庶务,虽捭阖灵活却有坚毅不足;其贯穿古今,虽崇名家却无一定人。行事不定,从事不坚’……”

    高太太后:“呵呵,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韩缜则和稀泥,他请朝廷在苏轼的狡辩和何正臣的正说之间,寻求一种能不违反五六里的实际情况,又能容忍三十里说法存在的一种解释。哼,出难题让我们两女人来做,不是东西!”

    向太后:“朝廷中应该还是正直的人多,‘平居恂恂,口不言人过’的员外郎范祖禹就据理力争,反对模棱两可,要把五六里和三十里的是非搞搞清楚,要搞搞清楚苏轼到底算不算欺君,要对苏轼的所有问题都搞搞清楚。

    还有,一向很正直的监察御史黄庆基刚才也弹劾了苏轼,说他:‘苏轼天资凶险,不顾义理,言伪而辨,行僻而坚,故名足以惑众,智足以饰非,所谓小人之雄而君子之贼者也。’

    就是苏门中的人,一些最基本的操守还是有的,比如黄庭坚,我看得很清楚,他对于苏轼将苏堤五六里说成三十里,也很是不解,他一直低着头,大概也是引以为耻了……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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