四十六 如何理解道学的形成和普及过程(四)

云笺小字 / 著投票加入书签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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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初七、一周年忌日、三周年忌日等,本来就是儒教经学,确切说是经书记载的远古的习俗。这些习俗后来随着佛教仪式的普及,也得到普及,或者说即使现实不是那样,欧阳修等儒教改革派却认为这些习俗已经成了佛教的仪式,另外遗体埋葬方法之一的火葬基本上就是佛教普及的。

    儒者依据经学理念,认为最大的问题就在于此。把自己父母的遗体用火烧,这个行为本身作为一个孝子是绝对不允许的。为了对抗这些歪门邪道,儒教开始编制他们自己认为正确的葬送仪礼指南书,进行普及。其代表作就是被看作朱熹编著的《家礼》。这是一篇说明各种冠婚葬祭仪式的短文。文章记载的仪式引用经书记载,并结合了当时的民间风俗。

    朱熹名字有一定品牌效应,在南宋末期就产生了一定的影响,后对明清时代的礼制体系形成贡献极大。这些仪礼作为理念上应当尊奉的规范,成为一种社会常识,具备了强固的制约力。

    以王安石为代表的儒教新学,也曾经通过人性说探究人们的心性问题。但是因为新学是一个重心放在作为政治体制、政治制度的“教”上的学说体系,所以没有能够提出超过禅(佛教)的有魅力的学说。取代他们积极参与这个问题的是道学。道学把自己定位于一方面对抗儒教内部偏重政治的倾向(新学),另一方面取代佛教的心性学说(禅)。道学同时还关注着道教作为身体论推行的内丹道,并随之不断深入到南宋的士大夫阶层。

    道学使孟子的性善说脱胎换骨,使之不是作为王者的教化的言说,而是作为个人自己修养的学说,置于人性说议论的中心,一般称之为心性论。这正是“哲学”性的,近代以来成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分野。

    北宋庆历年改革领袖范仲淹的“先忧后乐”精神,能够确切的表现宋代士大夫的理念。但是先忧后乐精神作为理念发挥作用,这个事实本身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。作为一个士大夫,生存的使命就是正确教导民众,而只有完成这个使命后,才能想到自己的快乐。那么这个使命他们是如何完成的呢?

    范仲淹有一个朋友,有时候也被看作他的门人,名叫张载。张载与程氏兄弟是亲戚,对程氏兄弟的道学形成贡献巨大。其实他也是被朱熹捧成道学创始者之一的人物,朱熹说张载曾说过这样的话:“为万世开太平。”

    “为万世开太平”,就是士大夫们表明自己的一种面向未来,治理现在的气概。宋代士大夫们的心里一直有这么一种家国天下的责任(可能避免不了美化的嫌疑)。

    他们能这么对未来充满信心,与宋朝大好的经济形势分不开。告别迄今为止的黑暗时代,再现太古的黄金时代这种气概,不仅是程氏兄弟创始的道学,也是王安石父子的新学和苏氏兄弟的蜀学共有的精神。在此意义上摆脱大唐帝国桎梏的庆历年间(1041~1048)是划时代的时期。

    新学有新学的,道学有道学的“复古”构想。最先出现的是新学的构想,后来道学参考新学的规划,有时赞同有时批判,从而创造出了自己的学说。

    我们先看新学,即新法党政权的政治构想。

    王安石改革的特征是滴水不漏的严密的制度设计。其基础是他对于《周礼》等儒家经典的独到的深刻理解。在以相传为周代的各种政治制度和财政机构为模范的基础上,他结合宋代的社会现实构筑的各种新法,是唐宋变革期最为华丽的改革。

    无论新法还是宗教政策,都是王安石按自己理解的远古圣人的意图,重建曾经的黄金时代的具体政策,他所参照的最基本的经典是《周礼》。

    儒教经书几乎都存在这个问题,但是《周礼》最为明显,那就是来历不明。至少在《史记》中完全没有记载,据传是一个地方王发现后进贡给皇皇帝的。前汉末年刘向、刘歆父子在整理宫廷图书馆时发现后,分类到礼书类中。当初称作《周官》,后汉末年郑玄作注,该书成为所有经书之首,《周礼》书名也随之被世间所接受。

    《周礼》模仿宇宙的秩序,设天地春夏秋冬六个官署,各官署设六十官职,总共设置三百六十个官职。这个结构与当时的天人感应思想相结合,使得人们感觉到这就是完全本来应有的形式。

    汉朝官僚机构与《周礼》似像非像,但是到了魏以后,各个王朝都有意要模仿《周礼》,到了北周,终于完全实现了六官制。继承了这个体制的是唐朝的六部制。唐玄宗的《大唐六典》是这个理想最完整的形式。王安石引退后,神宗主导实行的元丰官制改革,就是想精简和整理唐末以来复杂重复的官僚机构,重新复活六典的职名和职责。《周礼》展示了壮大的官僚体系。利用这个体系,需要大量训练有素具有实务能力的优秀官僚。王安石要求科举选拔的人才就要具有这样的能力。

    这就要从庆历改革谈起。

    宋仁宗庆历年间(即公元十一世纪四十年代),范仲淹为了培育优秀的官僚,觉得只靠科举考试不行,还得充实学校教育。这就是重建太学,新设州学。

    太学就是设置在首都的国立大学,是汉代儒教国教化的象征。后汉末年成为抗议宦官专权的学生据点,受到所谓党锢之禁的镇压。随后的历代王朝都以培养人才为目的设置太学,但是实际上是否起作用,完全看当政者的关心程度了。范仲淹给有名无实的太学带来新风,教育培养学生的先忧后乐精神。

    这时他提拔重用的是一个叫胡瑗的人。胡瑗以前是苏州州学的老师,因教法新颖受到欢迎。他把给学生教的课程分成两部分:一个是经义斋,一个是治事斋。前者依据经书陶冶人格;后者教授实际工作必要的知识和技能。

    他把这两者用“体”和“用”区别。“体”是本体,就是学问的根本;而“用”则是实用,也就是学问的实际效用。他的教法的新颖之处就在于把儒教经学和政治实务相结合,或者说这也正是时代的要求。

    这种场合的经学,与以往注疏学注重名物训诂相比,更重视人的主体性的涵养。这也就是人们经常强调的宋代儒教自由学风的前兆。但是,他们并不是完全排斥名物训诂之学,在依据经书学习做人的生存方式的时候,正确解释经书文言的意思,依然是一个很重要的工作。

    胡瑗没有采用禅宗那样的以心传心,或者依靠某个偶然的机遇,获得某种大彻大悟之类的做法。他认为一定要通过圣人遗留下来的文本,追溯体验圣人的教诲,以此来实现人格的陶冶。所以,解读经书,是他的新经学必须要做的工作之一。

    他们的新儒教,并非他们自己原创的“哲学”,而是在经学范围内,从解释经学的行为过程中产生的。他们通过发现和提出与过去不同的解释,形成了新思想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