蔡邕细考

大魏左将军 / 著投票加入书签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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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中平年间

    卢植忤逆董卓,惹来杀身之祸,蔡邕和彭伯为何要为卢植求情?彭伯与卢植的交情在史书上没有记载,而蔡邕和卢植则是有交情的记载。

    当年(178年),蔡邕被判流放并州朔方郡时,只有卢植上书为其求情;所以这次卢植得罪董卓,蔡邕则为卢植求情,亦是报恩。

    范书《卢植传》:(卢)植素善蔡邕,邕前徙朔方,植独上书请之。邕时见亲于(董)卓,故往请植事。

    这里要讨论的重点,是范书《蔡邕传》中的一个让人感到疑惑的地方:按照本传行文顺序,蔡邕似乎是从避难的吴地直接被董卓征入朝廷的。这可能吗?

    这个问题,应该有前辈史家注意到过,但考据涉入不深。

    据闻现代台湾学者施之勉做《后汉书集解补》为此做了考据,可惜我无缘拜读,所以还是自己来动手吧。

    按照中平元年(184年)三月,党锢解除时,大批获罪的士人均返回原籍(如张俭是返回原籍隐居),或者入朝为官(如刘表入大将军府)。以蔡邕才学出众,天下闻名,不应例外,范书《蔡邕传》却只字不提,违背常理。

    《袁纪·卷24》则提到一件事,说朱儁率军攻打宛城黄巾时,蔡邕是以议郎的身份随军;再有宛城久攻不破,于是朱儁登高观察城内动静,胸有成竹的回头对蔡邕说出对策。

    《袁纪·卷24》:(朱)儁登土山望之,顾谓(蔡)邕曰。

    周天游对此作注:不及蔡邕。且邕传亦不载此事,疑其有误。

    同样的故事情节,到了范书《朱儁传》,则是“(朱)儁登土山望之,顾谓张超曰”。这里,范晔认为袁宏写错了,应是张超,而不是蔡邕;范晔也未写蔡邕此时在朱儁的军中。

    另外在范书《边让传》中也提到一件事——蔡邕向大将军何进推荐提拔边让。

    范书《边让传》:议郎蔡邕深敬之(边让),以为让宜处高任,乃荐于何进。

    边让是在中平年间(184-189年)被大将军何进征入大将军府的,这则史料似乎可以证明:蔡邕在中平年间(184-189年)有入朝担任议郎。——此事先存疑。

    其次,从《蔡中郎文集》、《全后汉文》(69-80卷)中辑录的蔡邕所作的文章、碑文来看,我们可以看到:中平年间(184-189年)病故的朝廷高官、亲属、名士的碑文,竟然多为蔡邕所做。

    如:中平元年(184年)逝世的桥玄、袁隗夫人马氏;中平二年(185年)逝世的刘宽、杨赐、范冉;中平三年(186年)逝世的陈寔。

    范书《桥玄传》载桥玄于光和六年(183年)去世,而碑文两篇并载为中平元年(184年)去世。

    袁隗在初平元年(190年)三月被董卓杀害,蔡邕为袁氏亲属做碑文必然不会晚于此时;再有桥玄和陈寔都是豫州人,豫州有参与反董(豫州刺史孔伷屯兵颍川郡),所以说,蔡邕也不可能是在初平元年(190年)到豫州为桥玄、陈寔作碑文。

    以此推测:这些碑文虽然有可能是在中平六年(189年)九月至初平元年(190年)二月之间(加上一个闰十二月,共七个月时间)所做,但更多可能是在中平年间(184-189年)所做。

    那么以《边让传》的“议郎”和这些碑文证据,能否证明蔡邕在中平年间已入朝为官呢?

    其实不然,我觉得蔡邕本文的文字才是最重要的证据。譬如:蔡邕在其奏章《表太尉董公可相国》中写道:流离藏窜,十有二年。

    见《全后汉文·卷71》及《蔡中郎文集·卷8》,后简称“表相国章”。

    虽然这段文字之前有脱文,但仍然可以判断出是蔡邕说自己流亡在外有十二年之久。以蔡邕获罪于光和元年(178年)推算,到中平六年(189年)确实有十二年(虚岁)。足以证明蔡邕在184-189年间并未入朝。

    所以,综合判断,最合理的情形应该是:蔡邕在中平年间(184-189年)就已经重返雒阳及中原地区政治圈(写碑文之类),但没有入朝为官。

    范书《边让传》中的议郎身份,可能是脱“故”字,因为蔡邕获罪流放之前的官职就是“议郎”,而到了中平年间,蔡邕应该是以平民的身份向何进推荐边让的。

    入朝附董

    范书《蔡邕传》说董卓进京后,征辟蔡邕入朝,蔡邕“称疾不就”,董卓又“切敕州郡举(蔡)邕诣府”,如此看来,董卓进京时,蔡邕确实是在老家,并不在朝廷。

    回到“董卓欲杀卢植”这个话题上来,我们知道,“卢植抗辩”之时为八月三十日,以范书《蔡邕传》的记载,当天蔡邕根本就不在朝廷啊,所以说:“董卓欲杀卢植”和“蔡邕求情”绝不是同一天发生的事情。

    有人会质疑:会不会是范书《蔡邕传》写错了?或许是:董卓进京时,蔡邕确实是在朝廷为官的呢?

    我们再来看《表相国章》,蔡邕自称“新来入朝”,以此可印证,范书《蔡邕传》并未写错:董卓进京时,蔡邕确实不在朝廷为官。

    董卓担任司空的时间段是中平六年(189年),约八月二十九日至九月十一日,之后改任太尉。范书《蔡邕传》说“董卓为司空,闻(蔡)邕名高,辟之。”

    可见,董卓为司空时(约八月二十九日),便开展开府并征辟名士入府的工作(蔡邕不过是其一),但是没人瞧得起他。

    等到九月一日,刘协登基;此后,才有地方上的名士陆续入朝为官,蔡邕也应是此时入朝。

    以范书《蔡邕传》载,说蔡邕入董卓的司空府任某曹祭酒。此后,蔡邕便得到了董卓的“火箭提拔”,著名的“三月之间,周历三台”就是发生在此时。最早出现这句话就是蔡邕自己写的《表相国章》,被范晔录入蔡邕本传之中。但是,这里有两个问题。

    范书《蔡邕传》:(蔡)邕不得已,到,署祭酒,甚见敬重。

    范书《蔡邕传》说是“三日之间”,当误,《后汉书集解》有考据,本文从略。

    第一,十一月一日,董卓升为相国,反推蔡邕的《表相国章》当在十月份所做。以蔡邕不过九月入朝,至十月时仅两个月,可见“三月”为虚数。

    第二,“三台”是指尚书台、御史台、谒者台,以范书《蔡邕传》的“举高第,补侍御史,又转持书御史,迁尚书。”来看,显然蔡邕的履历并未经历谒者台,再有《百官志三》载有“符节台”,蔡邕也未经历,所以卢弼在《三国志集解·董卓传》中质疑道:然伯喈(蔡邕)未授谒者,何以便有三台之称?

    范书《袁绍传》李贤注引《晋书》曰:汉官尚书为中台,御史为宪台,谒者为外台,是谓“三台”。

    蔡邕在自己所做的《表相国章》中也只是说“上臣高第,补侍御史,转治书御史。陛下天地之大德,听纳大臣,扶饰文学,遂用臣邕,充备机密。三月之中,充历三台,光荣昭显。”也没有说明白是哪“三台”;在《巴郡太守谢表》(见于《全后汉文·卷71》)中也提到自己“周旋三台”,实在是一笔糊涂账。

    以现有史料看来,我以为:“二月之中,充历二台”才是靠谱的说法。

    范书《蔡邕传》载蔡邕在“周历三台”后,“迁(益州)巴郡太守,复留为侍中”。

    蔡邕在《巴郡太守谢表》中写道:当我知道五府(相国、太傅+三公府)举荐我出任巴郡太守时,其实我是拒绝的。

    无独有偶,时任尚书郎的许靖也被举荐为巴郡太守,许靖也是拒绝,因为大家都不想去益州那个偏远的地方。

    此奏章还提到了“今月丁丑”这个时间点,以历法推算,有丁丑日的日期为“九月四日、十一月五日、闰十二月六日”。九月四日首先被排除(蔡邕于九月才入朝),后两个时间点均在董卓任相国(十一月一日)之后。

    最后总结一下这一段时间:

    八月底,董卓开司空府,征辟蔡邕。

    九月,蔡邕入朝,补侍御史,为卢植求情。转持书御史,迁尚书。

    十月,蔡邕为董卓称相国造势上书。

    十一月(或闰十二月),蔡邕迁巴郡太守,辞让,留为侍中。

    PS:引用前辈所作。也是我前传删除的史料考据。